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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光绪年间:
光绪廿四年——汉水边的中国
公元一八九八年，在中国为清绪廿四年，论干支则为戊戌，属猪。当日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在中国的京城，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施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历时一百零三天宣告失败，许多年之后人们称之为“戊戌变法“。对于中国历史和民众生活而言，它的象征性远远大于其实效，也就是说，这一年本身就代表着下一百年动荡激越的开始。我们有必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境况，以期更好地了解这种象征性。
汉川县，位于汉水下游，湖北省中部，东与武汉毗邻，西连竟陵，南临沔阳，北接应城、云梦、孝感。县境有大小河流十六条，全属汉水水系和刁汊湖水系，有三百亩以上的湖泊五十个。本县最多的是水，危害最为巨大的也是水。据一九九二版《汉川县志》记载，有清一代凡二百六十七年洪水肆虐一百一十六次，所以水灾成为了汉川历史的主要内容。
在光绪廿四年的汉川，维新变法属于无关紧要的内容，连插曲都不算。这一年《汉川县志》上记载，“襄南久旱，山地棉花枯槁，旱区约占未淹地面的十分之四（同年襄北江西垸溃决）。”当日汉川知县为新上任之四川咸远人傅光弼，而此前汉川接连三年大水，发生凋敝。本县境内共有在册官垸三十六个、民垸四十四个。多数垸堤只有堤之名，而无防水之实，绝大多数堤高程在二十七米以下，堤面宽不过一米，而且明口多，垮段长，硪工缺，漏水快。加之全县的官垸民垸之堤建设无统一管理机构，致使堤垸零星分散，封建割据严重。往往一垸两面、三面临水，或者四面皆水；堤线全长达千里有余，每届汛期业民疲于奔命防不胜防；而且一垸溃口往往引起连锁反应，数垸遭株连，酿成白水一片。故县志所载水灾记录，十之五六为垸堤溃口所致。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连续五年的水灾充分说明当日堤防的薄弱以及政府组织的失败。
对汉川民生影响最大的河流为汉水（在汉川称之为襄河）。汉水自竟陵县芦林口入境，经万福、脉旺、杨林沟、分水、城隍港、庙头、马口、城关、横堤、小河出境；分县境内外为襄南、襄北两部分，境内流长九十公里，河槽均宽四百米。每届梅雨季节，洪水汹涌奔流，一般年景有三至五次洪峰，最多达十六次，汉江干堤因此成为堤防建设的重中之重。当日堤防之实际情形如何呢？汉江干堤俗称襄河堤，明初开始修筑，至清光绪年间方全线告成。据清光绪年间邑人田宗汉所著《汉川图记征实》载：“襄河南岸官民各垸畈，共计襄堤一百零二里七分……下自谢家堤角起（接汉阳壤），上抵白鱼垸（接沔阳碓臼垸）。其间曾家岭至朱家河七里六分，皆岗岭无堤；又系马口迤上至何家垸一里许，亦属岗岭无堤。襄河北岸官民各垸畈，共计襄堤长一百二十五里八分，下自新沟起，上至沔邑脉旺嘴牛蹄支河口止。”
作为汉江干堤的堤防设建设尚且如此薄弱，何况其它堤防。那么政府在其中处于什么地位呢？这就要先看一看当日的机构设置及其基本职能。据一九八二版《汉川县志》记载，“知县为县最高行政长官，负责一县治理。配县丞、主簿、教谕、训导、典史、巡官、驿丞、把总等属官各一人，以辅治县事。县衙内设三房：吏房，职司官制、官规；户房，职司财政、地亩、粮租、契约、诉讼；工房，职司河道、堤防、水利、城建、桥梁、仓房、库房。另设三班：皂班，管笞杖、枷号、刑杀；壮班，管值堂站班、侍从县官出巡、鸣锣开道和安全保卫；快班，负责传递公文、缉捕盗匪、拘罪犯、维护社会治安。县衙下辖五乡八里，乡设乡官，里配里正，均由知县委派当地绅士充任“。
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统筹水利建设呢，这就取决于当日的财政收支状况。以光绪十一年，即公元一八八五年的财政收支为例。据光绪十一年《汉川图征记实》载：汉川钱粮征收项目有红粮、渔粮、芦课、楚屯、新升、新增、改则、湓港八项。其中红粮、新升两项加征南米（上解粮道衙门，作军粮用）。红粮为夏秋两熟田完纳，年征银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九两，加征南米一千九百一十一石；渔粮即为渔课，年征银四千一百九十两；芦课乃芦苇地所征之课，年征银五百二十七两；楚屯为明朝遗下之楚藩屯田，清朝革藩废屯，其田散给佃民耕种，仍以楚屯之名纳粮，年征银两千零五两又六钱；新升为低塌淤高成良田，照红粮计征，并加征南米，年征银一千三百五十二两，南米二百一十石；
新增为新开荒地，以渔粮计征，年征银九十一两又六钱；改则为官垸变成湖泊，由红粮改征渔课，年征银一百五十一两又六钱；湓港，地名，同治九年由湖成田，年征银六十一两。合计，年征银两万三千三百零八两，南米两千一百二十一石；南米折银三千一百八十一两又八钱，共银两万六千四百八十九两又八钱。税课，年征牙行税银三百五十六两又七钱，田房税银十一两又一钱，盐税六百九十一两；典当税二十两，年征税课银一千零七十八两又八钱。以上总计，年收入银两万七千五百六十八两又六钱。是年上解银两万零两百七十八两又七钱，坐支银（留县支用部分）七千两百八十九两又九钱。坐支银有三项固定性支出：一是驿站银三千零一十六两，用于马夫工价、马料、马价、马房维修等；二是存留银一千五百九十一两又七钱，主要用于官吏薪俸、衙役工价及祭祀等；三是耗羡银一百八十两，用于典史养廉银、刘家隔巡检养廉银、小里潭巡检养廉银各六十两。剩余两千五百零二两又二钱，作为杂项开支和临时开支用。
从以上财政收支情形来看，政府并无足够财力保障水利设施的建设，堤防建设的资金与人力主要来自民间，而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公元一八八三年，汉水决堤，汉川全境几成泽国，邑人田宗汉几次上书请求疏浚汉水，均以“集费维艰”不纳。而集费维艰又是由于县内民生凋敝，那么当日民间商业的情形究竟如何呢？由于灾害频发，文献多已散失，现仅能从《汉川图征记实》、《汉川县舆图》、同治版《汉川县志》、一九八二年版《汉川县志》等残存资料中略窥一二。据一九八二年版《汉川县志》记载，一八八八年，汉川阖县民数共六万一千四百五十九户，计男女大小人口三十三万七千六百九十七人。与外界交通倚赖驿道和码头，驿道有四：东驿路六十里至汉阳蔡甸镇，南驿路八十里至沔阳脉旺镇压，西驿路一百里至天门乾驿镇，北驿路八十里至应城长江埠。而商业贸易主要以水上运输为主，商业集市多分布在汉水、员水两岸，大部分滨河而立，依堤为市。一八七三年全县主要集市有三十三个，除县城外，长城乡有城隍港、庙头、员口、走马岭；梅城乡有系马口、丁家集、叶家集、打雁湖、江家集、喻家集、南河渡、榔头、杨林沟、西江亭、养鱼铺；大赤乡有刘家隔、跖树口、道人桥、麻河渡；鸡鸣乡有分水嘴、田二河、蚌湖口、陡埠城、张池口、回龙湾、小里潭、高脚庙；周陂乡有杨叶陂、虾子沟、韩家集、垌冢、吕家巷，其中以系马口最大；垌冢、南河渡、刘家隔、分水嘴、田二河、小里潭等次之；其余则为乡集，多系早集午散。
本县输出商品以棉花、豆，麦、食油、蚕丝、陶器为主，输入商品京（匹头）广（百货）杂（副食）货为最多，而其中粮食，棉花交易为大宗。县内集镇各依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形成三大中心。马口为县境东南部物产集散中心，位于汉水南岸，北距县城十五里，东与汉阳官桥渡接壤，距省城九十里，北倚汉水，南临白石湖。依托渡口和周边丰富的油料棉花资源，榨油业盛极一时，全镇榨坊最多时为二十一家，另有大花行十余家。而县城则是襄北粮食集散中心，有粮行十余家，日成交量在十吨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境内十年九水，粮食需从外地输入，同时随着榨油的兴起，油脂原料的需求量较大。一八九0年，武昌设立官丝局后，田二河即有客商来镇设庄，收购蚕茧、蚕丝，至一八九八年逐渐成为县境西部蚕茧、蚕丝、棉花的贸易中心，全镇一百九十家商户中，丝花行业占百分之五十。
商业如此，那么工业如何叱？全部为手工业。纺织业乃是摇纺车、木布机所织的“土布”、“土纱”，尚无机器纺织。人们依靠人力和畜力用石碓、石碾、石磨、砻子加工大米和面粉，用响榨、龙榨加工油料。陶瓷业则分布在系马口，鼎盛时有龙窑三十六条，生产坛、壶、钵、罐、缸、盆、烘炉等日用陶瓷。所谓机械工业乃是县内各地铁铺打制镰、锄、铁楸等农具，另有南河渡翁家湾以翻砂为业铸造掼头、擗耳。建材业可考者只是光绪二十年，全县有两千砖瓦从业者。县内无造纸作坊，纸张需从外地输入，印制书籍采用木刻印刷。至于现代交通运输方面，光绪二十年春方有汉口春和轮船公司开办的汉口——仙桃航线之客轮途经并停靠县城、系马口、杨池口、分水嘴等港口。教育施行学校与科举相辅而行的制度，设县学、书院、私塾。县学招收廪膳生、增膳生各二十各，而当日学规却是：对“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否则“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甑山书院学生分为准备参加乡试的生员和未入学的童生两类。私塾则分为家塾、朋学、义塾、族馆四类，以蒙馆为主。新式教育方面虽有两年前湖广总督张公选派刘邦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而新式学堂的普及还有待两年之后朝廷颁发上谕推行“新政”，以及七年之后的废科举兴学堂之举。全县教育经费仅为学田两百一十五亩之租课，学款十八万六千串之利息和地丁契中附加的学堂捐。尽管如此，十三年后的在校生人数也只有区区一千五百余人。
光绪廿四年，汉川知县傅光弼感受时运不济，所幸大水之后并无瘟疫流行，久旱之后也并未爆发蝗灾，而社会救济多由民间慈善团体承担，他无力再多操心，也懒得操心，何况四书五经中并未教人如何治水赈灾。同治年间县城设有养老院、积善堂、树德善堂。养济院主要收容孤寡老人，积善堂则为贫苦民众施药送诊和施送板棺，每年腊月为揭不开锅的赤贫户发给一点救济粮。与此同时民间正流传着一首叫做《荒年歌》的民谣："荒年歌，唱开口，十人听了九人愁；天灾水患连年有，受苦受难难出头。甲戌年旱裂土，秋田干得谷不收；磨破屁股车破手，一年辛苦付水流，钱粮国课逼得紧，地主上门催租佃；蓖子蓖了梳子梳，刀刮水洗光骨头。旱灾磨得人半死，乙亥年淹水更添愁；钟祥倒了狮子口，劈头淹了古城楼；大小湾子人烟稠，一夜冲得光光溜。田地屋宇被冲毁，箱子柜子随水流；家神祖宗翻跟斗，庙里菩萨打鼓泅；鸦雀老鸦满天叫，毒蛇出洞树上鳅；水里死尸手拉手，鱼占鸟巢逐人肉。这次大水淹的广，黄陂一直到安陆；襄河南北无干土，上到沙湖沔阳州；荒年歌，唱破喉，唱得长江水倒流；这是百姓遭劫数，子子孙孙记心头。"
当日民众生活除地主豪绅及政府官员、工商富户生活优裕外，城镇居民多靠肩挑背扛卖工或沿街叫卖来维持生活，下级吏属和商号店员均薪俸微薄，生活维艰，一般学徒要待三年期满后始能做工挣钱糊口。农民中七成为农渔兼营户，多以杂粮、瓜菜掺入主食，每年青黄不接或遇水旱灾害时，则靠采摘野菜、野藕、菱角等野生植物充饥；湖区农户住宅多为草舍、菱角棚，渔民则以船为家，平原区住房多为土砖平房；服装一般是男穿对襟女穿斜襟，贫苦民众一年四季穿粗棉土布裤褂，不少人严冬缺衣难以御寒，天雨时常以棕草蓑衣遮身。据三十九之后的《湖北通鉴——1937》记载：“汉川农民困苦，多靠副业、渔业为生，衣着土布，食米麦，住草舍，兵荒水患，村落为墟。”虽有少量土地，但缺乏耕牛、农具、肥料，所收粮食每年仅够四个月食用。因此每年秋后，多携妻挈子赴竟陵、沔阳武昌等地挖藕、捕鱼、拾蚌以维持生计，至春耕时再回家种田，亦有不少农民背井离乡沦为乞丐。从当日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来看，地主所占耕地数量仅为全县耕地总量的百分之十二，低于邻近的汉阳、竟陵等县，地主剥削并不构成当日汉川经济凋敝的主要原因。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仅限于属于天主教派的意大利神捕龙某于同治八年春在喻家集购买民房一栋开办诊所免费治病，向群众宣传教义；属于新教循道公会的英籍牧师步永安于光绪十二年在县城西街建造福音堂传教。
前现代的汉川，光绪廿四年维新派改革变法的群众基础是如此的薄弱，因此其失败不在于是否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也不在于维新派是否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在于当日底层中国的组织系统的普遍性失效。汉川局面的根本性的改变还有待许多年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
公元一九七0年，经过近二十年的治理，汉川水患基本解除
光绪廿四年——汉水边的中国
公元一八九八年，在中国为清绪廿四年，论干支则为戊戌，属猪。当日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在中国的京城，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施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历时一百零三天宣告失败，许多年之后人们称之为“戊戌变法“。对于中国历史和民众生活而言，它的象征性远远大于其实效，也就是说，这一年本身就代表着下一百年动荡激越的开始。我们有必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境况，以期更好地了解这种象征性。
汉川县，位于汉水下游，湖北省中部，东与武汉毗邻，西连竟陵，南临沔阳，北接应城、云梦、孝感。县境有大小河流十六条，全属汉水水系和刁汊湖水系，有三百亩以上的湖泊五十个。本县最多的是水，危害最为巨大的也是水。据一九九二版《汉川县志》记载，有清一代凡二百六十七年洪水肆虐一百一十六次，所以水灾成为了汉川历史的主要内容。
在光绪廿四年的汉川，维新变法属于无关紧要的内容，连插曲都不算。这一年《汉川县志》上记载，“襄南久旱，山地棉花枯槁，旱区约占未淹地面的十分之四（同年襄北江西垸溃决）。”当日汉川知县为新上任之四川咸远人傅光弼，而此前汉川接连三年大水，发生凋敝。本县境内共有在册官垸三十六个、民垸四十四个。多数垸堤只有堤之名，而无防水之实，绝大多数堤高程在二十七米以下，堤面宽不过一米，而且明口多，垮段长，硪工缺，漏水快。加之全县的官垸民垸之堤建设无统一管理机构，致使堤垸零星分散，封建割据严重。往往一垸两面、三面临水，或者四面皆水；堤线全长达千里有余，每届汛期业民疲于奔命防不胜防；而且一垸溃口往往引起连锁反应，数垸遭株连，酿成白水一片。故县志所载水灾记录，十之五六为垸堤溃口所致。自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连续五年的水灾充分说明当日堤防的薄弱以及政府组织的失败。
对汉川民生影响最大的河流为汉水（在汉川称之为襄河）。汉水自竟陵县芦林口入境，经万福、脉旺、杨林沟、分水、城隍港、庙头、马口、城关、横堤、小河出境；分县境内外为襄南、襄北两部分，境内流长九十公里，河槽均宽四百米。每届梅雨季节，洪水汹涌奔流，一般年景有三至五次洪峰，最多达十六次，汉江干堤因此成为堤防建设的重中之重。当日堤防之实际情形如何呢？汉江干堤俗称襄河堤，明初开始修筑，至清光绪年间方全线告成。据清光绪年间邑人田宗汉所著《汉川图记征实》载：“襄河南岸官民各垸畈，共计襄堤一百零二里七分……下自谢家堤角起（接汉阳壤），上抵白鱼垸（接沔阳碓臼垸）。其间曾家岭至朱家河七里六分，皆岗岭无堤；又系马口迤上至何家垸一里许，亦属岗岭无堤。襄河北岸官民各垸畈，共计襄堤长一百二十五里八分，下自新沟起，上至沔邑脉旺嘴牛蹄支河口止。”
作为汉江干堤的堤防设建设尚且如此薄弱，何况其它堤防。那么政府在其中处于什么地位呢？这就要先看一看当日的机构设置及其基本职能。据一九八二版《汉川县志》记载，“知县为县最高行政长官，负责一县治理。配县丞、主簿、教谕、训导、典史、巡官、驿丞、把总等属官各一人，以辅治县事。县衙内设三房：吏房，职司官制、官规；户房，职司财政、地亩、粮租、契约、诉讼；工房，职司河道、堤防、水利、城建、桥梁、仓房、库房。另设三班：皂班，管笞杖、枷号、刑杀；壮班，管值堂站班、侍从县官出巡、鸣锣开道和安全保卫；快班，负责传递公文、缉捕盗匪、拘罪犯、维护社会治安。县衙下辖五乡八里，乡设乡官，里配里正，均由知县委派当地绅士充任“。
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统筹水利建设呢，这就取决于当日的财政收支状况。以光绪十一年，即公元一八八五年的财政收支为例。据光绪十一年《汉川图征记实》载：汉川钱粮征收项目有红粮、渔粮、芦课、楚屯、新升、新增、改则、湓港八项。其中红粮、新升两项加征南米（上解粮道衙门，作军粮用）。红粮为夏秋两熟田完纳，年征银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九两，加征南米一千九百一十一石；渔粮即为渔课，年征银四千一百九十两；芦课乃芦苇地所征之课，年征银五百二十七两；楚屯为明朝遗下之楚藩屯田，清朝革藩废屯，其田散给佃民耕种，仍以楚屯之名纳粮，年征银两千零五两又六钱；新升为低塌淤高成良田，照红粮计征，并加征南米，年征银一千三百五十二两，南米二百一十石；
新增为新开荒地，以渔粮计征，年征银九十一两又六钱；改则为官垸变成湖泊，由红粮改征渔课，年征银一百五十一两又六钱；湓港，地名，同治九年由湖成田，年征银六十一两。合计，年征银两万三千三百零八两，南米两千一百二十一石；南米折银三千一百八十一两又八钱，共银两万六千四百八十九两又八钱。税课，年征牙行税银三百五十六两又七钱，田房税银十一两又一钱，盐税六百九十一两；典当税二十两，年征税课银一千零七十八两又八钱。以上总计，年收入银两万七千五百六十八两又六钱。是年上解银两万零两百七十八两又七钱，坐支银（留县支用部分）七千两百八十九两又九钱。坐支银有三项固定性支出：一是驿站银三千零一十六两，用于马夫工价、马料、马价、马房维修等；二是存留银一千五百九十一两又七钱，主要用于官吏薪俸、衙役工价及祭祀等；三是耗羡银一百八十两，用于典史养廉银、刘家隔巡检养廉银、小里潭巡检养廉银各六十两。剩余两千五百零二两又二钱，作为杂项开支和临时开支用。
从以上财政收支情形来看，政府并无足够财力保障水利设施的建设，堤防建设的资金与人力主要来自民间，而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公元一八八三年，汉水决堤，汉川全境几成泽国，邑人田宗汉几次上书请求疏浚汉水，均以“集费维艰”不纳。而集费维艰又是由于县内民生凋敝，那么当日民间商业的情形究竟如何呢？由于灾害频发，文献多已散失，现仅能从《汉川图征记实》、《汉川县舆图》、同治版《汉川县志》、一九八二年版《汉川县志》等残存资料中略窥一二。据一九八二年版《汉川县志》记载，一八八八年，汉川阖县民数共六万一千四百五十九户，计男女大小人口三十三万七千六百九十七人。与外界交通倚赖驿道和码头，驿道有四：东驿路六十里至汉阳蔡甸镇，南驿路八十里至沔阳脉旺镇压，西驿路一百里至天门乾驿镇，北驿路八十里至应城长江埠。而商业贸易主要以水上运输为主，商业集市多分布在汉水、员水两岸，大部分滨河而立，依堤为市。一八七三年全县主要集市有三十三个，除县城外，长城乡有城隍港、庙头、员口、走马岭；梅城乡有系马口、丁家集、叶家集、打雁湖、江家集、喻家集、南河渡、榔头、杨林沟、西江亭、养鱼铺；大赤乡有刘家隔、跖树口、道人桥、麻河渡；鸡鸣乡有分水嘴、田二河、蚌湖口、陡埠城、张池口、回龙湾、小里潭、高脚庙；周陂乡有杨叶陂、虾子沟、韩家集、垌冢、吕家巷，其中以系马口最大；垌冢、南河渡、刘家隔、分水嘴、田二河、小里潭等次之；其余则为乡集，多系早集午散。
本县输出商品以棉花、豆，麦、食油、蚕丝、陶器为主，输入商品京（匹头）广（百货）杂（副食）货为最多，而其中粮食，棉花交易为大宗。县内集镇各依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形成三大中心。马口为县境东南部物产集散中心，位于汉水南岸，北距县城十五里，东与汉阳官桥渡接壤，距省城九十里，北倚汉水，南临白石湖。依托渡口和周边丰富的油料棉花资源，榨油业盛极一时，全镇榨坊最多时为二十一家，另有大花行十余家。而县城则是襄北粮食集散中心，有粮行十余家，日成交量在十吨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境内十年九水，粮食需从外地输入，同时随着榨油的兴起，油脂原料的需求量较大。一八九0年，武昌设立官丝局后，田二河即有客商来镇设庄，收购蚕茧、蚕丝，至一八九八年逐渐成为县境西部蚕茧、蚕丝、棉花的贸易中心，全镇一百九十家商户中，丝花行业占百分之五十。
商业如此，那么工业如何叱？全部为手工业。纺织业乃是摇纺车、木布机所织的“土布”、“土纱”，尚无机器纺织。人们依靠人力和畜力用石碓、石碾、石磨、砻子加工大米和面粉，用响榨、龙榨加工油料。陶瓷业则分布在系马口，鼎盛时有龙窑三十六条，生产坛、壶、钵、罐、缸、盆、烘炉等日用陶瓷。所谓机械工业乃是县内各地铁铺打制镰、锄、铁楸等农具，另有南河渡翁家湾以翻砂为业铸造掼头、擗耳。建材业可考者只是光绪二十年，全县有两千砖瓦从业者。县内无造纸作坊，纸张需从外地输入，印制书籍采用木刻印刷。至于现代交通运输方面，光绪二十年春方有汉口春和轮船公司开办的汉口——仙桃航线之客轮途经并停靠县城、系马口、杨池口、分水嘴等港口。教育施行学校与科举相辅而行的制度，设县学、书院、私塾。县学招收廪膳生、增膳生各二十各，而当日学规却是：对“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否则“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甑山书院学生分为准备参加乡试的生员和未入学的童生两类。私塾则分为家塾、朋学、义塾、族馆四类，以蒙馆为主。新式教育方面虽有两年前湖广总督张公选派刘邦骥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而新式学堂的普及还有待两年之后朝廷颁发上谕推行“新政”，以及七年之后的废科举兴学堂之举。全县教育经费仅为学田两百一十五亩之租课，学款十八万六千串之利息和地丁契中附加的学堂捐。尽管如此，十三年后的在校生人数也只有区区一千五百余人。
光绪廿四年，汉川知县傅光弼感受时运不济，所幸大水之后并无瘟疫流行，久旱之后也并未爆发蝗灾，而社会救济多由民间慈善团体承担，他无力再多操心，也懒得操心，何况四书五经中并未教人如何治水赈灾。同治年间县城设有养老院、积善堂、树德善堂。养济院主要收容孤寡老人，积善堂则为贫苦民众施药送诊和施送板棺，每年腊月为揭不开锅的赤贫户发给一点救济粮。与此同时民间正流传着一首叫做《荒年歌》的民谣："荒年歌，唱开口，十人听了九人愁；天灾水患连年有，受苦受难难出头。甲戌年旱裂土，秋田干得谷不收；磨破屁股车破手，一年辛苦付水流，钱粮国课逼得紧，地主上门催租佃；蓖子蓖了梳子梳，刀刮水洗光骨头。旱灾磨得人半死，乙亥年淹水更添愁；钟祥倒了狮子口，劈头淹了古城楼；大小湾子人烟稠，一夜冲得光光溜。田地屋宇被冲毁，箱子柜子随水流；家神祖宗翻跟斗，庙里菩萨打鼓泅；鸦雀老鸦满天叫，毒蛇出洞树上鳅；水里死尸手拉手，鱼占鸟巢逐人肉。这次大水淹的广，黄陂一直到安陆；襄河南北无干土，上到沙湖沔阳州；荒年歌，唱破喉，唱得长江水倒流；这是百姓遭劫数，子子孙孙记心头。"
当日民众生活除地主豪绅及政府官员、工商富户生活优裕外，城镇居民多靠肩挑背扛卖工或沿街叫卖来维持生活，下级吏属和商号店员均薪俸微薄，生活维艰，一般学徒要待三年期满后始能做工挣钱糊口。农民中七成为农渔兼营户，多以杂粮、瓜菜掺入主食，每年青黄不接或遇水旱灾害时，则靠采摘野菜、野藕、菱角等野生植物充饥；湖区农户住宅多为草舍、菱角棚，渔民则以船为家，平原区住房多为土砖平房；服装一般是男穿对襟女穿斜襟，贫苦民众一年四季穿粗棉土布裤褂，不少人严冬缺衣难以御寒，天雨时常以棕草蓑衣遮身。据三十九之后的《湖北通鉴——1937》记载：“汉川农民困苦，多靠副业、渔业为生，衣着土布，食米麦，住草舍，兵荒水患，村落为墟。”虽有少量土地，但缺乏耕牛、农具、肥料，所收粮食每年仅够四个月食用。因此每年秋后，多携妻挈子赴竟陵、沔阳武昌等地挖藕、捕鱼、拾蚌以维持生计，至春耕时再回家种田，亦有不少农民背井离乡沦为乞丐。从当日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来看，地主所占耕地数量仅为全县耕地总量的百分之十二，低于邻近的汉阳、竟陵等县，地主剥削并不构成当日汉川经济凋敝的主要原因。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仅限于属于天主教派的意大利神捕龙某于同治八年春在喻家集购买民房一栋开办诊所免费治病，向群众宣传教义；属于新教循道公会的英籍牧师步永安于光绪十二年在县城西街建造福音堂传教。
前现代的汉川，光绪廿四年维新派改革变法的群众基础是如此的薄弱，因此其失败不在于是否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也不在于维新派是否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在于当日底层中国的组织系统的普遍性失效。汉川局面的根本性的改变还有待许多年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
公元一九七0年，经过近二十年的治理，汉川水患基本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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