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川“善书”与江城武汉的渊源和对已故研究“善书”的专家王远翔学兄的追忆。 　　

解放前，每逢阴历七月的初一到十五的这半个月中，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的大街小巷内的善堂，在太阳西下之际都要临时用桌子搭一小台，台前摆一长方桌，左右各放一“风灯（不怕风吹之灯）”，桌子的左右方各站一身着白色夏布长衫的先生，一宣一讲地在那里说“善书”，听众则是自带板凳前去听书的市民。当时最有名的“善书”段子为《打芦花》，内容是  说书说后娘替前妻之子所做的寒衣，铺的不是棉花而是芦花，因而孩子冻得发抖。其父用棍子去打小孩，结果寒衣被棍子打破后，发现衣内不是棉花，而是芦花，因而父子抱头痛哭，恨那妇人心太毒。其他的“善书”段子有《四下河南》、《磨坊产子》等。 　　

改革开放后，1983年末，湖北省曲艺界在汉口的民众乐园内举行了全省第二届百花书会，汉川“善书”当时被作为孝感地区代表队的一个节目，在民众乐园演出了新“善书”《梅花记》。新“善书”让观众耳目一新。首先是内容有了革新，跳出了过去单纯劝善的圈子，而是宣传计划生育等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在形式上也有了改革，将过去的两个男演员的“一讲、一宣”改为了一男二女的“一讲二唱”，并且还加上了音乐伴奏，对“善书”这门优雅艺术的风格既做到了继承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赢得了武汉观众热烈的掌声。王远翔是湖北省汉川市刘家隔人，生于1919年，其父早年留学日本，乃早稻田大学毕业生。远翔在抗日战争之前就读于武昌大公中学时与笔者为同窗，1941年我们则同时毕业于武昌，为该校首届学员。解放后，远翔任汉川市文化馆长并兼任汉川汉剧团编剧，且专门从事“善书”研究工作。年过古稀，不满八十因病与世长辞。 　　

1989年他在《汉口忆旧》一书中以《话说“善书”》为题说“武汉人时兴过‘中元节(阴历七月初一至十五)’。戏园子上演应节戏《董永分别》。一至夜晚，各善堂锣鼓喧天送河灯，街头巷尾则宣讲‘善书’。说到‘善书’它是劝人行善做好事，对安定社会有所裨益，所以各善堂都倡导讲‘善书’，宣讲者多为年高德重的知名人士，而且不收报酬。1931年大水淹了武汉，大批灾民困居江城，汉川等地的半职业‘善书’艺人则来汉组班说‘善书’赚钱糊口。当时，汉阳县的蔡甸镇上发生了一起余海子谋杀案，有人就把它编成‘善书’名之为《一口血》。汉川‘善书’艺人就抓住这个本子大做文章，宣讲得有声有色，使听者为之泪下，吸引了大批的武汉工人听众。汉口三曙街有个叫赢台的茶社，请来汉川‘善书’潘炳福、王海元坐堂演出，从1935年一直讲到1943年。可见武汉听众对‘善书’这个曲艺曲种的热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