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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 论
汉川善书作为一个讲唱并美，韵散相间的曲艺曲种，因其正派、雅致、动听、感人、完整的艺术特点及主流思想健康积极、故事性强、情节生动而在当地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已于2006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汉川善书有馆书和台书两种表演形式：馆书即说书艺人在固定地点常年设馆宣讲善书。这一形式体现的是善书的职业化特点和文化娱乐功能；台书即在特定的节令和事情的背景下，由东家将说书艺人请到自己的居住地，搭台宣讲善书，同时伴以一套特定的仪式程序。台书因表现了善书的宗教色彩，反映了汉川当地浓郁的民俗风情而具有独特的魅力。
二．台 书 的 源 流 与 分 布
现在的台书起源于清代“宣讲圣谕”的教化活动。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统治汉人，巩固清室而采取“德治”的国策，贯穿“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为主、德刑并用”是满清统治者借鉴儒家伦理学说所倡导的统治方法。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的治民思想指导下，清帝屡颁“圣谕”。计有顺治九年（1652年）颁“六谕文”、康熙九年（1671年）颁“上谕十六条”、雍正二年（1724年）颁“圣谕广训”十六条。（《光绪会典事例》卷一零三二）其内容不外乎“五伦十教”、“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意图从百姓个人、家庭的德治扩展到社会的德治。以达到“经夫妇、序人伦；厚风俗、美教化”，降低自己的统治成本，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为了使“圣谕”便于普及推广，易于为人接受，迅速深入人心，清朝统治阶级借用了清代以前就有的佛、道等宗教“宣扬圣教，讲解经文”的“说善书”这一形式，宣讲自己的各类“诏令圣谕”。即仿明代“宝卷”的讲唱体例，（按：宝卷是一种韵文和散文相间杂的说唱文学，由唐代的变文俗讲和宋代的和尚说经发展而成。早期作品的题材多为宣扬因果报应的佛教道教故事，明代以后多用民间故事和现实生活故事做题材。明代的“宝卷”中把讲唱融为一体的表演形式定名为“善书”。清代中叶以后，汉川一代称善书为“讲善书”），在京都五城各公所于每月初一、十五由御史、司坊官等督率乡约人员宣讲这些诏令。内容则由御用文人将“俗讲”、“宝卷”等冠之篇首的佛经教义变成了“圣谕”；把讲解佛经教义的宗教故事和后来的民间故事换成了根据“圣谕”选编的符合其统治思想的正史故事。这种在固定的时间，由官方聚众宣讲诏令的活动名为“条教”、“高台教化”或“替天行道”。这样的通过“善书”宣讲“诏令”的活动当时遍及八旗直隶各省，是现在台书的雏形。这在清朝是统治者奴化、麻醉、驯服人民的一种精神工具。特别是乾、嘉以后，世风浇漓，朝廷日趋腐败，统治地位逐渐摇坠。他们把这归结为“世道日衰，人心不古”。为了“力行善政，敦本训俗。除患安良，教养兼施。屏虚文以求实政，其在小民亦当敦礼让。务农桑、从简去奢、力田孝悌，以期共享升平之福”，（《清朝通典》卷五十六）采取“不专以法令为务，而以教化为先”的台书形式不遗余力的在城乡各地强迫地向人民群众进行灌输、宣讲皇帝的“圣谕”。人民群众对这样的“台书”强烈不满，进行了千方百计的抵制，这种情形从《毁谤遭遣》这一善书案传中可窥其一斑。但是对于这一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说唱形式是欢迎的。至清代末叶，随着清政府日趋衰微腐朽，善书的编、讲逐渐由官办走向民办。群众从官家手中接过这一形式后，首先是民间艺人用民间传说编成故事来进行讲唱、娱乐和自我教育；后来艺人新编了反映当时现实生活的案传。因其“讲、唱、演”俱佳，贴近百姓生活而广受欢迎。随着善书演出活动的日益繁荣，以往宣讲“圣谕”的台书由艺人将“诏令”摒弃，改之为老百姓爱听的故事，由于其演出方式灵活，群众喜闻乐见而风靡南北城乡各地，成了表现人民的善良愿望、宣扬社会美德的群众文化活动。各地的台书因其方言不同，所结合、体现的习俗各异而各具特点、异彩纷呈。
台书从清朝统治者借用宗教“说善书”的形式而成为“高台教化”这一统治阶级的治民工具，到走向民间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从最初的宗教教义故事到之后的官方正史故事再到后来的题材广泛的民间传说和生活故事。通过这一文化事象的变异、发展，说明了它的功能是具有时代性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某些功能可能萎缩、变弱；人们还可能从新的角度，发掘它的功能”。（刘魁立：《民间传统文化和民间叙事文学》，《民俗学发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三．台 书 的 形 式 与 程 序
台书与馆书相比有着一定的宗教色彩，并与汉川市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密切联系，因而形制程序都较为讲究。汉川善书是从宗教的“说善书”脱胎而来；台书源于清帝以“说善书”的形式在民间推行“诏令”、“圣谕”的“高台教化”。宣讲时书台上供奉着“宣讲圣谕”或“圣谕广训”的牌位。宣讲者至台上施毕八大礼，然后吹打、接驾（即迎接装有诏令、圣谕的紫檀木盒。）、读文（即宣读诏令、劝善经文及讲正史故事。）。目不斜视，照本宣科，气氛肃静。后来台书归于民间后，形式程序在“高台教化”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变化，一般分为四个程序：请台、搭台、开台、收台。每一程序又有若干步骤。下面分而述之。
1．请台： 请台即以村社、家族或家庭为单位请善书艺人到自己的居住地宣讲善书。前者称为公书；后者称为私书。
请公书的目的一般为祈求本村、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六畜平安；私书则多为家庭、个人来酬神谢仙、敬祖收宗、驱鬼送傩，表达祈福消灾、求子延寿、旺财去病等愿望。尤其私书发展到现在，好多农村家庭在老人祝寿、小孩满月、乔迁新居、红白喜事时，甚至家中有学生考上大学都请先生讲台书，图个吉祥喜庆、红火热闹。
旧日请台东家（公书为村、族长；私书为家长。）要在家中焚香沐浴、戒除荤腥三天，以示虔敬，并在自家所信奉的神位和祖先灵位前祷告许愿。还要打扫家中及院场卫生，准备迎接善书先生。然后由东家到善书先生处“下帖”（即用红纸书写的请台的事由和具体时间，现在一般用请柬。），与善书先生议定后，即回家着手准备开台前的前期工作——搭台。
2．搭台： 搭台即选择合适的场所，搭建讲台书所用的高台。
搭台在旧日极为讲究。东家与善书先生议定开台日期后，便要在自己的居住地周围选址搭台。选址一般要请风水先生用罗盘测地脉、观天象及评价周边环境。通常选择地脉旺、天象及周边风物祥瑞又便于观众聚集的开阔场地，同时考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等因素。也有由台书主讲先生亲自选址的。
选址后即开始搭台。搭台的方向讲究坐北朝南。具体步骤是：首先用粗圆木扎成桌子状的框架，四只台脚约三尺高，取“离地三尺有神灵”之说。然后铺台面，台面约为三米或五米见方的正方形，用木板或竹板铺就，讲究的人家还在台面上铺以红毡。台面两侧设有木质阶梯，供烧香、施钱的人上下之用。再用一幅屏风把台面隔成前后台。前台是艺人演出的地方，约占整个台面三分之二的面积。前台前方设有讲案，艺人说书时站在讲案后面；前台后方即屏风前设有香炉和神案，供奉神祗与先祖。后台是供暂不上场的善书先生休息、对台词的地方。前后台通过屏风左右的小门连通。先生一般是从左门下场，右门上场。台面四周有四根立柱，立柱上以四根长而粗的竹竿扎成“口”字型方框，与台面四边长度相等。方框上用较细的竹竿扎成骨架，上面覆以彩条布或帆布，这就是台顶，有穹状顶和坡屋面顶两种结构，用以遮风蔽日。台前方的两根立柱上悬有高音喇叭或扩音器，并贴有对联，内容多为“善本教幼敬父母，书意劝老爱子孙”之类劝世之语。立柱上方的横向粗竹竿上悬挂灯笼彩带，并挂有类似舞台上用的幕帘。
搭台完毕后要放下幕帘，打扫讲书台周边的环境卫生，还要在台下放置香案供献三牲福礼，然后还要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意为向神灵、先祖、鬼魂通报自己的开台日期，诉说自己的愿望。这一仪式称为“敬台”，是搭台这一程序中的重要一环，通常按公、私书之分由村、族长或家长主持。搭台随着敬台仪式的完成而结束。台书也随着约定日期的到来而进入其核心程序——开台。
3．开台： 开台即善书艺人如期来到东家的居住地在讲书台上宣讲善书，观众聚集观看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接神、喊礼、读文、讲书四步。
⑴接神：汉川民间请台书，无论公书还是私书，都包含着凡人对神灵的诉求，即“愿”。不管是许愿还是还愿都需要让诸神知道，于是“请神”就成了开台时首当其冲的重要步骤，请神是通过接神仪式进行的。接神仪式通常由村、族、家庭中年高德昭、辈尊位显之人主持。
接神前主持者要先查好诸神的方位，然后举香到台下场院中央，向各个方位依次叩首，表示恭请诸神。礼毕，开始接驾，即将所信奉恭请的诸神的画像或牌位迎上讲书台，供于神案之上。讲私书还要将自家先祖的灵位一并迎上。迎毕，主持者燃香插入香炉，对神案上供奉的神祗、先祖三叩首。然后，如是公书，即请村族中有名望的数人；如是私书，则全家按尊卑长幼次序上台三叩首、作揖。而后由主持者和台书主讲先生将黄纸、纸制元宝等拿到台下焚化。最后燃放鞭炮表示接神仪式完毕。
⑵喊礼：喊礼由台书主讲先生在书台上主持。喊礼时主讲先生面向神案跪拜，喊礼的内容是向天神、地祗、先祖及台下的观众说明请台书的村族、家庭；呈明所许及所了的愿望。然后主讲先生要说：“讲善弟子某某某（即主讲先生的名字。）率众善信弟子致礼各位神仙；列祖列宗”。随后向八方作揖。最后起身走到讲案前拿起讲案上的“醒木”一拍，对台下的观众长宣一声：“诸位善信弟子肃静就位、作揖”。台下的观众这时向讲台作揖后随之就位。喊礼至此结束。
⑶读文：读文即由台书主讲先生在正式开讲前要读一篇短篇劝善经文。读文的目的是向神灵、先祖表白东家、主讲先生及观众的善心、善言、善行，以期得到护佑。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只有善良的人才会得到神灵和先祖的关照。在这里，读文实际上是一个含有凡人向神灵、先祖“示善”与“求佑”两种心理活动的双向心理过程与宗教程式。
清代以前善堂讲书前一般读自己所信奉的道教经籍，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平经》中的宣传善恶报应的句段。自清朝顺治年间开始以台书形式宣讲“六谕文”起，就把假托关帝（即三国时蜀国名将关羽。）之名的通俗劝善文《关帝明圣经》（又名《桃园明圣经》。）奉为讲书时读文的唯一经典，摘取其中的劝善文字组成短文，专供读文之用。现在的台书还在读文时沿用此文。（按：之所以将《关帝明圣经》奉为台书读文的经典是因为清代统治者认为自己能够入主中原是得到了关公的保佑。顺治皇帝特别册封关公“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猛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佑赞宣德关圣大帝”。加之历代帝王的推崇，其地位显赫，自明朝以来就列入国家祭祀。其形象既是武神又是财神，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等法力。关公与“文圣”孔子平起平坐，被尊为“武圣”。因其忠信仁义、神勇无比，在民间也享有崇高威望，也是道教的重要神祗。）
读文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在于经过接神、喊礼到读文之后，讲这次台书的所有先生在人们及他们自己的观念中已不仅仅是普通的艺人了，他们具有了某种类似道士、巫师的宗教身份色彩。他们通过前述步骤已将诸位神灵先祖请来附在自己的身上，从而使自己成为沟通神灵先祖与凡人世界的神介物。由此，这些善书先生们可以向神灵先祖转达凡人的善良品行与各种愿望；同时也可以向凡人施以神灵先祖的诸般影响。
读文完毕后，主讲先生会毕恭毕敬的拿出一块事先准备好的红色幔布，在幔布四角用黄线绣有“神圣在上”四个大字。先生把有字的一面朝向观众，蒙在讲案上，然后开始第四步——正式讲书。
⑷讲书：旧日讲台书的书目是有着相对比较严格的规定的，不像讲馆书时题材涉猎广泛，所选书目更体现了善书最初的精神本源---劝善。劝善的意图通过一个个充满因果报应的案传故事来体现，如：《换解元》、《双寻妻》、《包公巧设奇龟宴》、《船舟产子》、《绣花女》、《卖子奉亲》、《母女血泪》、《狱卒平冤》、《寒暑剑》等书目。
讲台书与讲馆书在讲书的路数上是一致的：即“韵散相间，讲唱结合”。
“讲”即叙述，是台书案传故事中的散文部分，又称为“梗子”。“讲”由主讲先生担纲，就是主讲先生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向观众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事件与情节的进度和变化，书中人物的身份及相互关系，进行典型环境的设置等等。由于主讲先生在叙事时不作为人物角色进入故事情节，而相当于一个对故事的前因后果、发展过程等了然于胸的“旁观者”，故有许多灵活性可图。整部书主线的贯穿，副线的交叉，层次的安排，矛盾的编织，悬念的设置等等，实际上只有依仗“讲”来完成。此外，主讲先生往往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在书中紧张、热闹处，充分运用自己的虚构才能和想象力，添枝加叶，把这些精彩的部分尽量盘旋，以达到精细刻画人物，渲染情境氛围，突出故事重点的目的。并往往通过故事收尾时巧妙的匠心演绎，使整部书浑然一体，令观众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或振奋，或感叹，余味无穷。
“唱”即宣词，是台书案传故事中的韵文部分。“唱”由宣词先生担纲，就是宣词先生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直接扮演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宣词先生宣词时，用特定的善书曲牌唱腔通常以“三三四”的句式来演唱书中人物的语言，即每一句唱词都由两个三字音尺和一个四字音尺组成，唱词上下两句为一行，唱腔反复。如：“未开言不由得珠泪滚滚，请大人听民女似海苦情”。（摘自汉川善书案传《秦香莲》。）。宣词先生从“我”的角度，以富有表现力的宣词唱腔塑造书中的人物形象，展示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直接表现人物之间充满戏剧张力的矛盾冲突，推动故事情节的层层发展。艺术功力深厚的宣词先生往往采用“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艺术思维方式对书中人物的心理、表情、动作等各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味与把握，以情带声而声情并茂，能将书中人物塑造得须眉宛然、鳞爪毕现，从而能生动传神的抒发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使观众感到亲切、真实、自然。对书中人物的遭际、命运感同身受，唱者与听者皆入书中。宣词是台书表演中最出彩的部分，一部书中最感人的情节和矛盾冲突的高潮部分通常都是由大段的宣词来完成的。
4．收台 善书先生将每年与东家约定的讲台书天数（一般为每年三天。）讲完后，东家要“小收台”；将约定的讲台书的总年数（一般为连续三年。）讲完后，东家要“大收台”。
“小收台”和“大收台”的程序基本相同。首先在讲书台上举行谢神、送神的仪式，即在神案前供献三牲福礼，焚香化纸，作揖叩首，感谢神灵先祖的庇佑。最后鸣竹送神。送神完毕后，东家（公书为村、族长；私书为户主。）要备办宴席酬谢先生。送走先生后，如是小收台，东家要制作炸面窝、米粑、菜粉团之类的圆形食品阖村发放，以示善行圆满；如是大收台，则除此之外还要“施善惠”。这是体现台书劝善、行善的重要一环。所谓“善惠”，就是观众在观看台书时被书中的情节感动或情绪被说书先生感染，（通常是宣词先生宣大段悲腔时。）上讲书台往设在台左角的“善惠箱”中投钱，这叫“打彩”；也有观众中有人自己心中有某种愿望时，上讲书台向神祗敬香、叩头、许愿后往“善惠箱”中投钱，这叫“存善”。打彩、存善的钱统称“善惠”，通常后者的金额大大高于前者。每年小收台时，无论是公书还是私书，当年所得的“善惠”都由村、族集体保管。到大收台时则将几年的“善惠”悉数拿出，分配给经集体公议后认定的本村、族、社区中最为孤苦无告的老弱病残之人。“善惠”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爱，体现了台书的现实公益性，体现了汉川乡间淳朴的民风，饱含着浓浓的扶危济困的人情味。
至“善惠”施毕后，一次台书的宣讲便经过请台搭台开台收台而告圆满结束。
五．台书与汉川的岁时节日和
1．台书与岁时节日。
请台书的岁时节日最重要的有三个：春节、清明节、中元节。
⑴春节请台书。
春节请台书往往是以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的公书，也有少数富裕农户请私书。春节讲公书常常是几个相邻的村庄事先约好固定请一个台书班子，这样时间上便于安排。善书先生依照各村下帖请书的时间先后，依次开台讲书。通常一个村一台书，一个春节讲三天，连续在每年相同的时间连讲三个春节；也有经济条件好的村庄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请善书先生在本村各组轮流讲台书。
春节是中国传统的民俗大节，在诸节日中地位最为重要。春节乃新岁之首，万物发生、万象更新。人们对已经到来的新的一年寄寓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春节的公书除了娱人之外的另一重要目的是娱神，即迎接、祭祀喜神与社神。“喜神”也叫吉祥神，是古人们为了趋吉避凶、追求吉庆而创设的神。开始其形象比较抽象，后来结合民间流行的“福神”的形象加工而成喜神的模样。汉川民间把“和合二仙”敬奉为喜神，认为每逢新春时天上必降喜神，迎至可保全村全年万事如意。“社神”是地方社会集体的主神，汉川民间认为社神具有主司农事、保护村社成员的职能。因此，春节的公书，村社成员对社神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诚敬及公共的愿望。请社神的主要目的是为村社祈福，不像私书那样各怀私愿。春节公书的公共性原则是汉川民间村社共同体风习的现实反映，而社神是公共意识的投射，是村社的精神中心。同时，社神祭祀的公共性活动，又为村社成员之间联系的加强提供了维系力量。
“喜神”与“社神”在春节时被共同列为右副祭。除开台讲书前，台书主讲先生及村社重要人物要焚香表、鸣鞭炮恭迎，供三牲福礼祭祀外，讲书时，观看台书的绝大部分村民都会或在台下烧香祷告，或上台向“善惠”箱中投钱，以自己现实的善举向所供诸神为自己的村社祈福。“唯为社事，单（殚）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礼记﹒郊特牲》）。村民对春节公书的热情和投入，体现了村社成员的公共意识与集体精神。
在汉川民间，乡村春节的公书，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娱人兼娱神的文化活动，同时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说，也是乡里市井社会关系的一种缔结与再造。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调理民事纠纷的功用。村社成员在统一地域环境下朝夕相处，有着大致相近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在较早的时期应该还有部分村社公产，相互之间在生产、生活上彼此亦有着较多的互助需要。但也难免为一些诸如田地边界、宅基地、引水灌田等事发生一些摩擦和龃龉。春节是人们一年中难得的闲暇时光，春节的村族公书更为日常忙于生计的人们提供了集体交往的时间与空间。人们在聚集观看台书时，在度过旧岁迎来新年之际，互相庆祝，共贺新年。村社成员之间的人情、乡情在为共同的台书出钱出力，共同为本村祝福，一起观看台书时相互交流自己对书中情节的看法和见解中，得到了强化与更新。相互之间平日有矛盾的村民，如两个不和的村民，在为本村的春节公书搭台时遇到了，往往会在为共同的目的劳动合作的过程中，相逢一笑，握手言和。又如两个家庭间为些小事关系紧张，在观看春节公书时碰到一起了，这时也往往会有村中有威望的长辈拿来两柱香，交给双方的户主，点燃后共同上讲书台向喜神与社神敬香。两家一般都会在敬香后的互道“新年好”、“新春愉快”的祝福声中消除隔阂，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构成真诚相处的和谐气氛。从春节公书的故事中受到教益化解矛盾的事例也很多。著名善书艺人徐忠德有一个通过春节台书化解两家矛盾的生动事例：徐忠德2000年春节在汉川汪家河讲台书。村中有两家打架扯皮。村支书问徐忠德有没有劝人不扯皮的书。徐忠德说有，晚上讲了《白公鸡》一书。两家人被善书中与人为善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就和解了。徐忠德说：“不行孝的，听了书以后变为行孝了；不讲理的，听了书以后变得讲理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
⑵清明节请台书。
清明节在中国岁时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纪念日。中国境内民族大多有清明或类似清明的祭祖日。对祖先的追悼与祭祀是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时至今日祭祖仍是民俗生活中的大事。每年清明时节，不仅环居祖墓的亲人要上坟祭奠，大批旅居异乡的亲人同样纷纷赶回原籍，祭奠祖灵。汉川民间在清明节请台书是在上坟祭奠后又一重要的对先祖表达孝思，追忆怀念逝去的亲人，祈求得到先祖荫庇的重要活动。清明节的台书多是以同姓的家族为单位请的公书，在汉川襄南片尤其盛行。以清明节当天为中心，上下各推半个月的时间，无论哪一天开讲都可以。有别于春节等的台书的是，清明节的台书一般每次讲一天，但有早、中、晚三场，并且年年都讲，并不限于三年。由家族中各房按长幼之序每年轮流请台书祭奠共同的祖先。所讲书目一般多是劝孝类的，如：《堂上活佛》、《四子争父》、《买母尽孝》等。
书一般在上午扫完墓后开讲。开讲之前，族人要上讲书台对供奉的祖先牌位挂纸烧钱、跪拜祷告，然后要请台书主讲先生宣读祭奠先祖的祭文。祭文是悼念性的文字，不受时间性的限制。它可以缅怀几年前、几十年前故去的亲人；也可以凭吊千百年来的列祖列宗。祭文多由台书主讲先生起草，写法很像书信，不过它的称呼对象却是逝者。其实，祭文的现实意义是给活着的人听的。为的是让生者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踏着逝者未走完的道路继续前进。祭文宣读完毕后，族人还要在长辈的率领下向先祖的牌位行“哀祭礼”。最长的一辈行三鞠躬之礼，其他人行三拜九叩之礼。从族人们虔诚拜叩共同先祖的肢体语言中，我们能读出“血浓于水”的亲族情缘。
礼毕，开始讲书，约中午讲完第一场。讲完后，族长要上讲书台，站在祖先灵位下方，主持家族会议，和台下的族人共商族内大事、申诫族法家规。然后邀请善书艺人们和族人一起汇聚饮食，以同食共饮的形式分享祖宗福分，族人之间的亲情也在觥筹交错之中愈显深浓。所谓“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周礼﹒大宗伯》）。又如《诗经﹒公刘》所记：“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饮之食之，君之宗之”。这些古籍的记载都说明了通过节日祭祖聚餐的方式强化亲情的悠久历史。至晚上的最后一场书结束后，请台书家族的族长还会广邀听书时上台烧过香、施过“善惠”的村民吃酒，来的人越多越好，称作“散祭神”。
清明节台书这一周期性的岁时礼俗也是对宗族伦理关系的反复确认。族人们在对共同祖先的顶礼膜拜中，家族亲情也得到了强化。清明节祭祖因为请台书，而使这一岁时节日成为汉川乡间家族力量的展示日，而清明节台书这一岁时礼俗活动也成为连接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
⑶中元节请台书。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俗称“鬼节”，此节是华人祭拜先祖和孤魂野鬼的节日。清明节和中元节虽同为悼亡节，但后世一般不直称清明为鬼节，而称中元为鬼节。其中的细微区别在于，清明重在祭墓祭祖，而中元节重在祭亡，对孤魂野鬼也一并关照，希望通过祭祀安抚鬼灵，防止游魂作祟。华人相信，人死后都会变成鬼。有些鬼有子孙按时祭拜；有些鬼没有子孙按时祭拜，就成了孤魂野鬼。平时，所有的鬼都被关在阴曹地府，只有每年七月初一、十五阴间大开鬼门，所有的鬼才被放入阳世讨吃讨喝，一直到七月三十日关鬼门，所有的鬼魂才又被关回地狱去，因此农历七月又被成为“鬼月”。每逢鬼月，民间便会举行各种祭拜活动。汉川乡村常从七月初一开始，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请台书。以讲台书、读善文来超度亡灵，并在讲书台上烧化纸马香烛、冥钱元宝、供三牲果品来普遍地布施给所有的孤魂野鬼。这样的台书又被称为“普度”。除了有度鬼、慰鬼的意思外，（即度阴），还以一个个奇异的、充满因果报应的善书故事，教育村民凡事以善为先，多积阴德，以免遭鬼魂惩罚施报。（即度阳）。这种台书每个村民小组请三天，循环往复，要到七月三十关鬼门为止。最后一场书讲毕，还要举行送鬼仪式，仍是烧纸、供福礼，鸣锣、燃竹送鬼远去。特别是旧社会，尤其是在农村，因战争或水旱灾异等天灾人祸而非正常死亡的人太多，加之科学知识不发达，面对着自然和人生的种种祸患，人们往往束手无策，把几乎所有的灾异都往鬼魂方面联系，人们对鬼魂深为忌惮恐惧。百姓对鬼月的台书更是不敢马虎，再穷的村子也得请善书先生讲台书，从七月初一开始起码要讲到七月十五为止。村里的一些大户人家如地主等为保命保财，常不惜钱财除在凑钱请公书外，自请私书“度鬼”,以求家宅平安、阖家无恙。这样的台书也是每年三天，连续三年。有的富户年年都请，整个鬼月经月方休。就是到现在，汉川农村也还是有不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照此成例在村组公书之外自请私书，祈望能趋福远祸，就吉避凶。
汉川民间中元节台书中最为独特的景观是放河灯。即在七月初一开鬼门时，在夜间台书开场祭鬼完毕后，由台书主讲先生在河里放河灯。意为以河灯引导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来享用书台上的人间供奉；在七月三十关鬼门时，在最后一场台书讲毕，举行送鬼仪式后，仍由台书主讲先生在河里放河灯。意为河灯会带领享用了人间供奉的孤魂野鬼远去。人们期望河灯能引领着鬼魂顺利的渡过无数的苦海冥河，早脱轮回、往生极乐，勿到人间作乱。汉川民间中元节讲台书时放河灯，除了超度亡灵，招魂续魄外，还有追祭先祖，悼念逝去的亲人的用意。并且，一盏盏的河灯，更承载着对活人的祝福。放河灯时，村族中还会有病愈的人及其亲属或是家中有病人的家庭，会制作河灯交给台书主讲先生投放，表示送走疾病灾祸。“纸船明烛照天烧”就是对这一习俗的生动描述。河灯的种类很多：有用较好的木材制作的；有直接用大朵荷花制作的；有用小碗小碟粘制而成的。这些都是小的河灯，一般是用蜡烛或用食用油作燃料，将棉花、棉线搓成灯芯放在油里浸透后点燃。富裕的村组会制作大型河灯，用铝制托盘和大玻璃罩制成，罩内装有干电池和灯泡用来发光。玻璃罩上粘贴用电光纸剪成的各类吉祥图案，如“三阳开泰”、“四季安泰”、“天官赐福”等。大小河灯在河中蝉联而下，千姿百态、色彩缤纷、蔚为壮观。河上如有航行的船只，见到飘来的河灯会主动避让，以示吉祥。当然，没有河的村庄会在沟、渠中放河灯，甚至就在讲书台下面放置一口大水缸，就让先生将灯放于缸中也可，重要的在于表达放河灯的象征意义。在河中放河灯时，因为在河流拐弯处由于回水之故河灯会暂停，村中有求子、祈寿等愿望的人，在河灯暂停时，下河抢头灯。抢得头灯的人将灯交给台书主讲先生，由先生在灯上贴一“倒福”后将灯拿回家中收藏，此为实现自己愿望的吉祥之物。
汉川民间认为岁时节日有不同于常日的驱邪避害、佑护民生的神奇力量。除上述春节、清明、中元三个最重要的节日会普遍请台书外，其他如端午的送瘟、岁末腊日的驱傩等，一些村、族、家庭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请台书，以强化这些节令行为的效力。
六．台书在新时期的发展及对台书的思考
1．台书在新时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⑴第一个方面是台书的影响力和演出市场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
解放前后至文革期间，台书的宣讲演出活动随着汉川善书的兴衰枯荣而历经繁荣与沉寂，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期间，文艺界万马齐喑，汉川善书被诬为“封建毒草”、“鬼念经”而遭禁讲，台书的演出活动也被迫完全停止。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随着思想领域的禁锢和文化观念的桎梏被打破，随着生产力的空前解放和经济的逐渐繁荣，人们在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的同时，对文化生活的追求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汉川善书这一深受汉川人民喜爱的曲艺曲种，在国家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与扶持下，地位不断提高，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台书的宣讲演出活动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也获得了新生。由于台书有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所以不但在汉川拥有广阔的演出市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还以汉川为中心辐射到了周边的许多县市，如：孝感、仙桃、应城、云梦等地。近年来临近汉川的汉阳的侏儒、索河、永安、大集、玉贤、奓山等区 的台书也十分兴盛。台书的宣讲演出活动甚至发展到了离汉川较远的咸宁、荆州、黄冈的部分县。武汉市所辖的各区中除汉阳外，还有蔡甸、新洲、汉南等地也有台书的宣讲演出活动，可见其生命力的强劲与旺盛。
⑵第二个方面是宣讲台书时所选的案传内容题材范围的扩大、丰富和发展。
当代台书在形式、程序上原汁原味的保留了汉川宗教、民俗等方面的讲究的同时，在内容上却表现出适应时代潮流的要求，与新一代观众文化层次的提高、知识结构的改变、人生价值的取向、审美情趣的角度相时而动的发展变化态势。所宣讲的案传内容已不再囿于仅仅宣扬因果报应这一范畴，许多原来只能有讲馆书时才能讲的社会故事、道德故事、传奇故事、侦破故事和近几年创作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案传故事被大量搬上台书讲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创作能力较强，对时代气息具有敏锐感触力的新一代青年主讲先生，创作了一批以当代社会生活重大现实问题为题材的案传故事，如著名善书艺人熊乃国于二零零一年根据法轮功受害者真实而惨痛的经历，创作了揭批法轮功邪教本质的善书案传《迷途惊梦》，于当年春节台书时在各地巡回宣讲，以有别于报纸、电视等现代媒体的本地独特民间曲艺表现形式，通过善书先生们声泪俱下的全情投入与精彩演绎，生动、深刻地使观众进一步看清了法轮功害国害民的邪教本质，有力的配合了当地政府正在深入开展的“揭邪教，明真相”的群众工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受到了各界群众的广泛赞誉，表现了当代台书与时俱进的一面。此外，如新创的宣传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三子不认娘》、《女儿养老》等案传故事也以其曲折感人又不失幽默诙谐的故事情节，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和对农村仍然存在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和行为的现实针砭意义而广受群众欢迎。台书案传故事中新出现的各类新题材、新内容为台书艺术的机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台书题材内容的变化还表现在根据许多古代和现当代长篇小说移植、改编的长篇善书案传被列入台书的常讲书目。有根据古代《三国演义》等历史名著，《杨家将》等英雄人物小说，《施公案》等公案小说，《七侠五义》等剑侠小说、《醒世姻缘传》等言情小说、《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改编的长篇案传书目。有根据现当代《四世同堂》等巨匠名著，《啼笑因缘》等通俗小说、《白鹿原》等乡土小说、《平凡的世界》等世情小说、《罪证》等侦破小说改编的连台本案传故事。这些长篇案传故事的改编与宣讲，极大的丰富了台书的表演资源。极受群众欢迎，许多村庄家庭，无论公书私书，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请长篇台书的越来越多。短则十天半个月，长则一个月到四十天，场场观众爆满，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
台书题材、篇幅方面的拓展，对台书的表演艺术空间的延伸，对台书演出市场领域的扩大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这在传统台书中是不可想象的。当代汉川善书艺人在台书艺术的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大胆的创新意识与勤奋的开拓实践，既是台书在新时期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也是台书在新时期发展的主要外在表现。
七﹒结 语
汉川善书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充分说明了汉川善书宝贵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如果说馆书是汉川善书这一民间文学和曲艺曲种的原生态的表现形式，那么台书无疑可以说是汉川善书在此基础上的再生态的表现形式。台书除保留、再现了汉川善书的精神实质、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外，还因其结合了本文前述的宗教、节令、民俗等因素，从而使之超越了单纯的曲艺活动的范畴，同时成为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宗教活动、节令活动和民俗活动。因而台书较之馆书来说，其受众面更广。可以说，是台书使汉川善书至少在汉川各地及其周边许多地区广泛传播，走进了千家万户。某些人口集中的地方请过几次台书后，在本地设馆常年宣讲馆书，台书带动了馆书的发展。许多年轻人原来并不了解汉川善书，就是在本地请台书时，通过观看台书，被其独具魅力的宣讲、演出所吸引，从而了解、喜欢上了汉川善书，成为汉川善书的忠实观众和拥趸。在网络资讯日益发达，电影电视等现代娱乐方式即便是在农村也日趋普及的现代社会，许多传统曲艺品种都面临着观众的流失甚至断层，这是一个很严峻，很迫切的现实问题。一个曲艺品种的生存、发展、传承，除了政府部门是否重视扶持，业务主管部门的保护、引导工作是否有力、有效等外在因素是重要条件外，自身的艺术特质是否能使不同时代的观众长久钟情，自身的表演方式是否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等内在因素则是决定条件。这些内在因素解决得如何，直接决定该曲艺品种能否拥有持续性的、一定规模数量的、比较稳定的观众群体。而归根结底，有没有观众是所有曲艺品种繁荣或是衰亡的关键问题。台书在为汉川善书培育新生代观众群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较好地解决了很多曲艺品种普遍存在的观众断层问题，这就意味着解决了汉川善书的远期市场问题。有了市场，汉川善书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发展的动力、传承的条件。如此一来，汉川善书才不会从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遗产变为只能供人凭吊的文化遗迹。这样，政府部门的重视扶持也好，业务主管部门的保护引导也好，才能有的放矢，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汉川善书就能常讲常新、常演常盛。以后，如要开展对汉川善书的产业化开发、深度利用等工作，进行国际化交流等活动，也就有了重要依托。
人们通过台书，向神鬼先祖表达自己朴素的人生理想和善良的生活愿望的同时，也从台书中的一个个渗透着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自强上进、勤俭质朴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案传故事中接受着现实的人格教益，并转化为“施善惠”等实际的善行。据此看来，请、讲、听台书实际上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纵观它的全过程，其实质是结合了人们“以善求福”的精神信仰，贯穿了“好人有好报”的传统道德理念的村族社区公共群体的共同心灵实践和行为实践，对其所产生的对己自省、对人友善的客观效果如从大局着眼来看，可以说是和我们国家目前大力提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乡风文明”等标准是并行不悖的。
汉川善书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建立一套完整的、细化的、多角度的，高度系统化的，能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汉川善书的研究、保护、推广、发展等工作。台书作为汉川善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除了本文论及的曲艺艺术价值、宗教研究价值、人文内涵价值、思想道德教育价值，从民俗学的角度保护、开发的价值外，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古老的、综合的民族文化现象来考察，台书还具有民族学、美学、民间文艺学等多方面的重要研究价值。
汉川市曲艺界、音乐界的一些专业学者已经对汉川善书理论体系的构建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作为后学，笔者希望本文在汉川善书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一系统性工程中，能尽一点微薄的承续之力，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旨归所在。
